2001年4月我曾陪同一位朋友到某一大医院看病，排队、挂号、候诊、检查、住院手术一一经历。在医院里所面对的，一方面是现代化的医疗设施，一方面是训练有素的医生例行公事的检查，冰冷的提问，以及漫不经心、有些不耐烦的回答。病人听任各种有创或无创检查的无奈，难免让人对“医乃仁术”的信念动摇，对现代医院的运行机制无法认同，以致对现代公认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也产生了怀疑。

怎样的思维方式维持了手术刀的正确应用

截止到2003年底，在近30年的医疗工作中，我为来自全国各地及5个国家的两万多肢残病人治疗了疑难骨科杂症；主持实施了四万多例次各种矫形手术。在下肢畸形和残疾的矫形手术的数量上，我可能创造了世界之最。成绩的取得，学术水平的提高，除了个人的努力之外，主要还是社会的需要。病人对生命健康的追求提高了我的医术水平，增长了我的智慧，培育了我比较健全的人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真正使我成为矫形骨科专家的老师是病人。

从哲学的角度反思自己30年的医学工作，哪些品质是优秀的？哪些努力是应该的？哪些方面是欠缺的？是否形成“瘸腿”的知识体系？灵魂深处还有哪些歉疚？是怎样的思维方式维持了手术刀的正确应用？外科工作的平台上究竟承载了多少文化？我是否真正理解了生命运行的本质、人体结构的奥妙、精神家园的背景！

作为外科医生，我曾亲身经历过大小四次手术。我认为，医生自身的病患经历对于他理解病人、服务于病人的医生生涯，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我最后一次手术是2003年5月，我的右足实施骨性手术。数枚钢针穿骨固定，其中两枚在趾甲床下穿过，切身感受到“十指连心”之痛。我坚持术后早期不用镇痛药，目的是要亲身体验四肢远端骨关节性手术后痛苦的程度。过去一直被认为是正确的治疗程序，在亲自体验了下肢矫形骨科手术后，才认知了其某些术后处理过程的不合理性，找到了缺少了从人性考虑的技术问题。从而为尔后给病人的外科治疗与系列康复提供了一个包含有自我感受的评价尺度。

医学的行为与目的、医学的科技与人文已经

出现分离。医院、医学工作者与广大

民众在思想认识以至情感上逐渐发生隔阂。

医学的研究到底是为人服务，还是为学术服务？这些年曾几十次参加国内、国际的骨科学术会议和学术交流活动。每次会议上听到、看到的都是高科技的诞生；新设备、新器械、新技术在人体上的应用；医疗效果成败的总结；对医学科学前景的美好展望。但我也明显感觉到，医疗市场的开发为了医学研究者自身价值的体现，正悄悄地成为学术研究和医疗工作目标的义务导游。

改革开放后，引进了大量的国外技术、医疗设备、器械和医学新理念，大大促进了中国医学的发展和整体医疗水平的提高。但同时也出现了高新技术的滥用，新技术的盲目攀比，医疗检查、治疗的过度，医疗消费的误导，虚假医疗宣传广告的泛滥，生活的医学化，甚至出现对科学技术的盲目崇拜，对医学点滴成绩的喝彩或陶醉。在医院里不难看到，滥开检查单、大处方，滥施不必要的手术和高价位的新技术，滥用一次性辅助医用物品等。为了研究求证而在病人身上过度的检查、施治，造成国家和病人资财的巨大消耗，无端的高额医疗费用导致病人家庭陷入困境者逐渐增多；医源性疾病越来越多。造假的学术论文，真伪难分辨的医药信息……，无不让人感慨：现代医学在霞光漫天、医疗技术逐渐丰满的同时，医学人文道德已经和正在继续下跌，医学的发展方向是否正在迷失？

医学的行为与目的、医学的科技与人文已经出现分离。医院、医学工作者与广大民众在思想认识以至情感上逐渐发生隔阂。医疗工作中甚至出现了医生用心尽力而不讨好、凭良心为病人做事反而没有好报的怪事。

可见，现代医学已经到了必须用哲学的眼光反思它已经取得的科技成就，用文化的视角来审视、追问医学的功能和本质的地步。只有这样，医学才能从“现代上帝”那里获得“科学魔杖”，为人类造福，为社会谋利。

中国科学院在2002年“科学的回顾与展望”的报告中指出，人类自300万年前诞生之日起就生存在自然和文化的夹缝中，而文明进展的动力就根源于文化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当代科学面临的三大挑战就是生存环境的恶化、高技术评估的困难，以及科学与人文发展的不平衡。科学可能不再沿着17世纪确定下来的路线前进，转向科学与人文相结合为特征的后现代性。

医务工作者的工作性质和使命就

是对人体生命进行维修、呵护或

干扰，这需要更加深刻地理解

近年，先后两次参加国内骨科同行的追悼会及骨灰安放仪式。遗照上那熟悉的笑容，与朋友永别的现实，形成了天生死诀别的残酷。一个经历过沧桑生活的人，只有进入殡仪馆和陵园，才能透彻地理解生命的诞生与死亡；更深刻地理解医务工作者的工作性质和使命就是对人体生命进行维修、呵护或干扰，医生的工作就存在于病人生命的生与死之间。

作为国内知名的矫形骨科医生，曾经收到过300多个病人敬赠的锦旗、牌匾，以及无数的鲜花，表达崇敬、充满感谢的信件，以及党、政府、社会团体及学术机构等颁发的数百个荣誉证书、奖章……。但真正使我永远不能忘的是发生在几年前的一件事。我曾经目睹因为医生的医疗过失，一位病人由一条鲜活的生命，到痛苦的垂死挣扎，直至走向死亡的全过程。它使我的心灵震撼，真正感受到医学工作者救死扶伤就是担负着顶天立地的神圣责任。人们把医生比作天使，正是表达了对医生这崇高职业的赞叹与崇敬。可见，作为临床医生，任何时候都不能有丝毫懈怠，必须在不断学习进取的过程中，同时注意培育自己的才识情趣，逐步磨练成医学技术与人文素质双馨的医学人才，以自己的行动维护医学之圣洁和尊严，否则，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医生。

每一个医生都应当记住：人是生命中

有灵性的一群，不能简单降级为生物

自20世纪50年代之后在医学与生理学的诺贝尔获奖者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医学之外的人士获得。这表明，20世纪后的医学是多元的飘忽与混同，每个专科医生必须跳出专科的围井，博采众长，触类旁通，眼界方能开阔。

临床专科医生，尤其是较年轻的医生，往往忙于日常的临床医疗工作，或为追求更高的学历、职称晋升而应付各种各样的复习、考试。为凑数，还必须定期发表几篇未必有价值、甚至毫无意义的学术论文。大多数临床医生无时间、甚至误认为没必要关心“医学与人文”的话题，更谈不上进行深层次的探讨和领悟。这其实是被苏轼的那两句诗言中——“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为了弥补现代医生人生经历的不足，患了多发性硬化症、《病患意义》的作者S·K图姆斯（Toombs）特别指出，“医生应多读一些由患者自己所写的病患经历的文学作品。它能够给医生提供有关疾病造成的困境体验和对医学实践有指导意义的绝对是本质性的信息——患病体验（Suffered illness）。人类和动物都会患病，但只有人类才会给自己的病疾赋予某些意义。”

如果说医学的目的是为了减轻患者痛苦，那么，关注病人的病患体验和强调对病患的理解就变得非常必要。这样，医生的许多治疗将会更加符合病人的意愿，或者说更加人性化。坚持最优化准则，即在选择和实施诊治方案时，尽可能用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效果，使诊治达到最佳程度。对于无法治愈的疾病，就应选择以患者生活质量为中心的临床治疗目标。

医学所固有的辨证唯物主义哲学观，要求医学工作者必须学习掌握丰厚的人文知识，形成具有辨证思维特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是作一个良医的基本条件。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人命生死之系，无恒德者，不可以为医。哲学是万物之理，知识之母。在社会变革、人心浮躁、技术创新的年代更需要有哲学思维，才能把握医学的正确航向。生物——心理——社会模式认为，人是生命中有灵性的一群，既然是生灵，就不能简单地降解为生物。我们应当常常温习并力行古代杏林贤哲的金玉良言。如希波克拉底之“凡大医治病，必定安神定志，无欲无求”，“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等。牢记责任，恪尽天职，真正实践“我的惟一目的，一切为了病人”。

这就是我近几年把一部分精力转向对“医学与人文”学习、探索的主要原因。由于受益匪浅，希望临床医生，特别是年轻医生更多地关注与学习医学与人文，以维护医者的圣洁和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