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卫界委员普遍反映，目前医疗收费当中，劳务和技术收费普遍背离市场规律，严重挫伤医务人员的积极性。有委员甚至表示：现行医疗服务价格过低是让医生没有尊严最直接的原因。

　　问题分析：现行定价严重背离市场经济规律

　　“一个胃癌手术，需要3名医生、两名护士、两个麻醉师做半天，收费标准是1000多元，不论什么级别的医生做都一样，这合理吗?”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院长刘玉村反问道。

　　在这样的医疗服务定价体系下，医院势必是要赔钱的，只能在手术费用里加入耗材、检查、药品等其他费用。“有良心的少加一点，但有些医生为了钱可能就乱加。”刘玉村说。

　　全政协委员、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主任葛均波也表示，目前植入一个心脏支架4到5个人，手术费只有1000块钱，导管、支架、检查等费用加起来得3万多，人工费只相当于材料费的1/30左右，“一个医生要读5年本科，3年硕士，3年博士，本硕博连读最少也要8年时间，出来后还要接受至少3年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这么长的培养周期，这么大的投入，他的劳动就值这个价?”

　　中医医疗服务价格定价就更低了。北京市某三甲中医院推拿科的主治医师告诉记者，目前推拿手法治疗不仅均次费用低(一次25元)，且相关规定不太合理。如很多老年患者通常颈椎、腰椎、膝盖等部位同时患有疾病，但按照医保规定手法治疗每次只能收取1人次的费用，不能重复收费，否则医生将面临罚款和通报批评。

　　“北京市医疗服务价格收费定价标准(俗称大红本)规定针灸一人次是4块钱，一棵白菜四五块钱，这不就是白菜价吗?”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对台港澳中医药交流合作中心主任杨金生说。

　　此外，一些有特色的中医治疗方法不仅没有得到鼓励，反而遭遇限制。如在治疗风湿关节疼痛等方面疗效独特的中医小针刀技术，虽然操作技术的复杂，但收费标准可能将下调。

　　“现行的医疗服务价格太低了，严重背离了市场经济规律，和李克强总理在去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健全医务人员适应行业特点的薪酬体系’的要求相距甚远。”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肛肠科主任安阿玥表示，更严重的是，有些价格定得过低，让医务人员觉得没有尊严。这样一来，谁还愿意学医?

　　政府不作为 价格调整未与时俱进

　　“静脉抽血1块钱1次，针灸一次4块钱，北京的大红本是1999年出台的，16年都没变，这期间CPI涨了多少?人们的工资又涨了多少?有关部门不会不知道吧!”安阿玥如此表示。

　　相比北京市，广东省的情况更令人担忧。“一次有两个科医生参与、由专门医生实施、护士配合的抢救称为‘小抢救’，每次大约10多分钟到半个多小时，收费标准是20元。”广东省广州市某三甲医院急诊科主任向记者反映，广东省的医疗服务价格标准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制定的，至今未做过调整。例如，对病情稳定的病人一级护理一天的费用是12元;急诊须做彩超免费，因为急诊科没有这项收费项目，医院只能赔钱维持运转。

　　“我们一直在强调改革要与时俱进，为什么医疗服务价格进行调整不能与时俱进?这就是政府部门不作为!”张澍指出。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镜科主任王贵齐表示，在财政对公立医院的投入十分有限的前提下，如果一方面取消药品加成，另一方面还不提高医疗服务价格，这等于让医院处于“无水之源、无本之木”的境地。

　　“通过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廉价的医疗服务费来降低患者的医疗费用，不可持续。而且事实上，老百姓并未从中得到多少好处。”张澍说，在中国，植入一台双腔起搏器4个人的手术费是1500元左右，而器械费用就要四五万元，患者的花费还是很高。

　　医院要生存，医生也要养家糊口，医疗服务价格这么低，这就催生了大处方、过度检查等行为，有些医生就用灰色收入来补贴。“这样的行为应该禁止，但是制度之弊是不是更值得反思?”张澍认为，多年积攒的医疗服价格过低的问题，已经严重阻碍了医改的进程，亟需通过顶层设计加以解决。

　　“医疗服务价格调整是当前阶段医改最核心的环节之一，走好这一步可以盘活一盘棋。”刘玉村说，医务人员是医改的主力军，必须调动600万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医改才能成功。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前提是，首先要承认医护人员的劳动价值，让他们的工作更有尊严。

　　委员建言：

　　王贵齐委员：把药品和器械的虚高价格降下来

　　政府相关部门应压缩药品和医疗器械招标、流通等环节的虚高价格，降低不必要的大型设备检查项目，严格监督处理大处方，同时提高医疗服务价格，让医护人员的劳动得到尊重，技术价值得到体现，真正让利给患者和医护人员，这样才能实现医院的良性健康发展。

　　王贵齐委员表示，医务人员是医改的直接实践者，如果他们的积极性没有得到有效调动，整个医改就难以成功。

　　张澍委员：医务人员劳务收费应占到一半以上

　　在美国，植入一台心脏起搏器需要4万美元，人力成本和起搏器成本各为2万美元，基本上是1:1。建议借鉴国外经验，将医务人员技术收费提高到总收费的50%以上，提高工资性收入，逐步切断医务人员的收入与开药、检查收费之间的联系。

　　在提高医务人员劳务收费的同时必须把虚高的药费、器械费和检查降下来，怎么降，这需要科学研究。不能这边提了，那边没降，结果医疗费普涨，那就会带来很多怨言。

　　刘玉村委员：如果把天平一端的药费、检查费降下来，把另一端的医疗服务价格提上去，天平仍是平衡的，也就是说，政府和患者可以不多掏钱，同时优化了医疗费用的结构，体现医护人员的劳动价值。

　　可以用降低的药品和检查费用补贴医务人员的劳务费。比如：病人出院时总费用是两万元，其中药品和大型设备的检查占一万多，如果把这部分费用降低一半，另一半补贴到医护人员的服务价格中去，那样将合理很多。

　　葛均波委员：尝试对医疗服务打包收费

　　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很复杂，需要在充分调研、广泛听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拿出一个合理的方案。同时改革要与药品、医疗器械定价以及医保报销等方面的改革同步。

　　是否可以考虑对医疗服务打包收费。比如植入一个心脏支架手术费加耗材费用规定是3万元，这个价格能够保障医院和厂家都不亏。医疗机构为了提高人工费，肯定会尽最大可能的降低耗材费用。

　　温建民委员：医务人员劳务收入应高于公务员温建民委员：医务人员劳务收入应高于公务员

　　现在有些医疗服务收费就是白菜价，尤其是中医药特色服务价格太低，造成很多中医技术濒临绝境，难以开展。

　　建议要确保医务人员的薪酬高于当地收入的整体水平，应该比当地的公务员工资水平高一点，要突出医务人员的技术和劳动价值，建立科学合理、符合医务人员工作性质特点的工资薪酬制度和职称评定制度，让医务人员专注于提高医疗技术和服务水平。

　　部委声音：

　　国家卫计委：医疗服务价改总体上不会增加百姓负担

　　国家卫生计生委李斌在2014年全国两会上就表示，现在医院里一、二、三级的护理费用分别仅有每天7元、5元、3元，低得可怜，就是24小时的特级护理也只有30元左右。一些基本的手术费服务价格也很低，这就导致了一些不合理的医疗行为，以及医院一些不合理的收入结构，好多医院都靠药品、耗材、检查获得主要的收入。

　　“现在医疗服务价值体系不合理，特别是医疗服务劳务技术价格偏低。所以价格是一定要改革的，但还是要按照优化结构、有升有降、逐步到位的原则进行，而且要使价格合理地体现医务人员的劳务技术价值。同时，医疗改革需要和医保相互衔接，通过支付制度的改革来配合。所以总体上不会增加老百姓的负担。”李斌表示。

　　国家卫生计生委体制改革司司长梁万年表示，取消以药补医是公立医院改革的一个突破口。但取消以药补医后，医疗技术服务价格必须改革。

　　梁万年介绍，20世纪80年代初，政府投入占到医院总支出的35%，还有药品加成等收入。医院的支出减去这些之后，差额通过医疗技术服务收费来补足。这种情况下制定的价格是较低的，在当时也是合理的。

　　之后，政府投入所占比例逐年降低。现在，政府对公立医院的平均投入仅占医院实际支出的6%～7%。这样一来，医疗技术服务再维持以前的定价就不合适了。

　　梁万年坦言，尽管调整医疗技术服务价格已经成为共识，但定价的路径和方法还有待探讨。不过，他指出，调整医疗技术服务价格需要走出一个误区，即认为调价会增加患者负担。事实并非如此。调整医疗技术服务价格，必须坚持两条“红线”：一是患者总体负担不增加;二是医保基金可承受。

　　北京市副市长张建东：今年分批出台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方案

　　在今年北京市两会期间，北京市副市长张建东表示，北京市的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将按照“总量控制、结构优化”的原则，分步出台，成熟先行。2015年，将分批出台一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方案。

　　张建东介绍，北京市现行的医疗服务价格一共是5303项，其中有4362项是1999年制定的，已经有16年未调整过。2012年5月，原国家卫生部又发布了9630个针对非盈利性医院的服务价格项目。也就是说，北京的医疗服务价改一方面要跟国家来“对表”，还要对所有的项目进行规范和梳理，现在正在做这个工作。

　　张建东表示，不是一说价格改革就是涨价，此次改革将制定一个有升有降的整体服务价格体系。一些反映医务人员基础劳动价值的价格项目，如诊疗、护理、手术、病理、中医等项目，会整体考虑适当提高。

　　与此同时，要降低大型医疗仪器设备检测、检验项目的价格。另外，还要降低医用耗材和检测试剂的价格，挤掉一些虚高的价格空间，调整医疗服务价格结构，捋顺价格关系。

　　张建东表示，价改不是很多部门请一些临床专家或大夫来讨论一下就行，要进行深入调研，还要进行一些价格的测算，这些工作我们都在做。另外，还会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