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医生援非的“生死日记”

2016-01-22   文章来源:华西都市报    点击量:1594 我要说

马玉奎有两个浅浅的酒窝,45岁的男人,笑起来像个大男孩。马玉奎让人羡慕:博士、华西医院副主任医师,有个不错的爱人,乖巧的孩子。

华西医院医生马玉奎(雷远东/摄)

他却不这样想。在2013年12月前,他的生活平淡得像一页白纸: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硕士博士工作,然后就在医院和家之间穿梭,他甚至能预见未来几十年的生活,跟父亲一样,看病、看病、看病,直到退休……他想生活不应该这样,于是申请去援助非洲。

2015年12月26日,他回来了。

出发:给生命增加点味道

向往非洲

10名医生,1名翻译,36个行李箱。清点完后,马玉奎给弟弟打了个电话:“我们出发了。”

家里,弟弟发动了车,赶往成都双流机场。车上坐着70来岁的爸爸妈妈,大儿子要去非洲,这一去就是两年,他们专程赶来送行。

大巴到了候机楼,弟弟的车刚好赶到。一行人进了办票大厅。推着行李,换登机牌……父母在一旁看着,默不作声。

这是2013年12月5日。这天,四川省援安哥拉医疗队第三队正式出发,马玉奎是这个队的队长。此前,他和他的队员们,已经在省相关部门进行了半年的专门培训。

此次一去就是两年,但马玉奎除了别离的伤感,也有一种莫名的兴奋。

马玉奎的生活不惊不诧,平淡得像一杯白水。虽然才41岁,他已能预见到自己未来几十年的生活。他想干点事情,给生命增加点味道。

2012年,机会来了,医院通知四川要组建一支援助非洲的医疗队,去两年时间。马玉奎脑袋里却迅速地想起两件事:上世纪六十年代,父亲与援非失之交臂;曾经听过一个援非医生的讲座:非洲一个村子都得了寄生虫病,这个医生去了,筛查发现水有问题,就用布过滤水,后来人们病好后,这种喝水的习惯,就保留了下来。他觉得这个医生,改变了当地的医疗习惯,就像一个救世主、一个英雄。

两天后,马玉奎递上了书面申请。

初识安哥拉

飞行18小时,转机三次。马玉奎跟他的医疗队,终于在安哥拉首都罗安达落地。

第一次踏上非洲大地,马玉奎心中悸动不已。当天周五,马玉奎去了一趟中国驻安哥拉使馆。次日晚上,马玉奎带着医生,与上一批的医疗队交接班。“你们要注意,这里的疟疾表现不明显。”一个内科医生提醒。

马玉奎所在的罗安达省总医院,是罗安达最好的医院。早上7点,马玉奎穿上中国医疗队的白大褂,白大褂崭新,印着中国国旗、汉语和葡萄牙语。和队员们在医院空地上拍下第一张合影后,他拿出早早准备好的队旗,四角牵开,每个人郑重在上面签下名字,“这是我的阵地,守土有责”。

随即,马玉奎走进医院病房。病房内大个头苍蝇乱飞,匍匐于病人身上,病人也不去驱赶,马玉奎抬抬手,苍蝇“嗡”的一声飞走了。病床上没有枕头和床单。房间角落里放着简陋的柜子,里面杂乱摆放着药物和输液器,废弃针头放在矿泉水瓶中,没有盖子。手套和口罩很少,抽屉里找不到棉签。

这让马玉奎目瞪口呆。在安哥拉的前三个月很忙,甚至连续5天急诊,每天工作8小时,这在当地医院从未出现过。晚上,躺在床上,四周阒寂。累和新鲜感交织,再加上语言不通、环境不适,他的一腔热血逐渐变得复杂起来。

马玉奎在安哥拉每天要接诊很多患者,有大人也有小孩。

历险:艾滋、疟疾、大头蚊

“最怕蚊子”

渐渐地,医生们跟当地非洲医生熟络了。

这天,一个护士长求助。她的娃娃脓肿,曾经去过安哥拉卫生部部属医院,还是没看好。马玉奎给他做了引流手术,不久就好了。他有些不解:如此简单的事情,为什么会看不好呢?

后来他才知道,这里每天急诊患者400至500人,随时都有病人在门外候诊,“这里的病人永远都看不完。”外科没有病床,病人只能在治疗室作简单清创、缝合、石膏固定以及关节复位。放射科只能拍摄X光片,时常因停电不能做检查。检验科可查血尿常规、疟原虫、HIV等,也时因停水、缺乏试剂无法检查。药房有一些基本的抗生素、抗疟疾药和消炎止痛药。医院没有麻醉科和手术室,更谈不上大型手术。

安哥拉的公立医院均实行免费医疗。医院预算有限,不能保证全部药品都充足,多数时候,医生所开药物只能到院外购买。最常见的疾病是外伤和疟疾,诸如枪弹伤、刀砍伤,而疟疾跟国内感冒一样常见。

这家医院平均每天死亡病例在10至20例。

在安哥拉,传染病所占比例非常高,尤其是疟疾和艾滋病。

马玉奎说,最怕蚊子,那里的蚊子太有活力,个头比国内的大多了,曲线螺旋上升,手拍根本追不准,拍准了蚊子就是一肚子血。好几次下班,他低头看自己一双小腿,密密麻麻全是蚊虫叮咬的红点,立即奔去查血,生怕被染疟疾。

内科医生林科兵在工作9个月后的一天,他打完篮球感觉四肢无力。第二天,他发烧了,人倚靠在床头,一动不动,满脸惊恐。担心蚊子叮咬,白色的方形蚊帐把他罩得严严实实。抽血的化验结果出来了,同事在显微镜下发现他的血液图片中有疟原虫,他被确诊为疟疾。

最担心的事情,终究还是来了。疟疾的症状很可怕,林科兵高烧持续了三天,伴随头痛、腹泻,什么东西都吃不下。

马玉奎很快知道了这件事,他赶紧向上面打报告,同时让林科兵转入另一所医院接受治疗。大概治疗了一个星期,林科兵的病有所缓解,随后他顺利度过了观察期。

有时候,在医院里,经常会听到外边有噼里啪啦的声音,有时候是砰砰声。他奇怪非洲人也放鞭炮,后来他才知道,那是枪声!

这天,急诊送来一位伤者。枪伤,击中大腿。子弹从安哥拉人的左大腿横穿直过,击进右大腿,直至通过X光片才锁定子弹具体位置。马玉奎割开血肉模糊的伤口,瞪大眼睛,小心翼翼地将镊子深入洞口,探了探,触碰到了子弹,夹住,取出,镊子一松,子弹“当”的一声落在盘子里。

把病人伤口缝合好后,马玉奎将这粒子弹洗净、消毒,找了条细绳,仔细拴好。他把子弹挂在了宿舍里书桌对着的墙上,“抬头就能看见。”这么做,一是为了纪念在安哥拉行医的日子,二是他要警示自己,每时每刻处处小心。

枪击伤在安哥拉很普遍,马玉奎隔三差五就要取一次子弹。病人常常被身着蓝色制服、头戴贝雷帽的警察架进来,或是瘸着腿,或是断着胳膊。

医生们的活动,基本上都在医院内,除非万不得已,才会走出医院。而出去后,眼睛也要四处扫视,发现有可疑的人,就要立即逃跑。

过了两三个月,有人来找他,有个华人受伤了,他去包扎。后来他才知道,这人在路上遇到了两个黑人,拿着手枪,抢了他的东西,用枪托把他头上打冒血了。

一天,同在医院援助的古巴医生发现,他所在的房间,窗户被流弹打穿了。马玉奎听说后,立了一个新规矩,窗帘必须随时关上,白天也如此。“你是黄皮肤,到处都有人盯着你,关上窗帘,外边至少瞄不准。”

有一次,马玉奎在医院的工地上,也看到了一枚弹头,捡起来,带回房间,洗了,也拴起来。

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马玉奎觉得死亡如此迫近。

有一次,他正在看病人,突然听到外边“嘟嘟嘟嘟”的声音。打电话到保卫部,对方说看到外边一群警察正在追赶歹徒,歹徒开枪,警察拿起冲锋枪扫射,俨然一场枪战。不久,送来一位银行职员,枪伤,死了。

枪伤很普遍马玉奎的医疗小组在安哥拉罗安达为当地人义诊(图由受访者提供)

归国:用两年的乡愁完成医者的修行

此后,马玉奎管理更严了:出医院要批准,回来了要告知。复杂严峻的治安环境,把医院围成一个“牢房”。与当地人都通过翻译交流,根本不能聊天闲谈。

日子就这样过着。吃饭睡觉看病,偶尔打打篮球、唱唱卡拉OK、玩玩扑克、看看电视,外边不敢去,医院又太小,这样的日子,就像坐牢。马玉奎搞研究,写论文,以此打发时间。

几乎所有的人,都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

偶尔,跟父母妻子孩子通通电话,问问情况。到后来,电话也少了,电话里慢慢甚至不知道说什么。

当地物资匮乏,每天吃的除了烤鸡腿,就是炸鸡腿。鸡腿从巴掌大越变越小,最后只有两根指头粗细,吃不饱。蔬果因缺水生长困难,价比肉贵,大葱约50元人民币一斤。

有位达州的医生,回国探亲归来后,带了几把折耳根,医院里有一片空地,刨土、种上,没想到却长得非常好!医生们发现了乐趣,种菜就成了他们打发无聊时间的最好方式。一些人回国探亲,特意带了一些空心菜、辣椒、豆角等蔬菜种子。菜园逐渐扩大。院墙角下,近30平方米的绿地被开挖成形。从破土、开挖、播种,到出秧、拔草、成苗,长成鲜菜下锅。

医生们忍受着无聊和远离亲人的煎熬,渐渐地意见多起来。但马玉奎则一直强调:来非洲,医院就是援非医生的阵地,上一个医疗队交给我,那我就一定要守好,直到下一个队到来。

很多时候,马玉奎感到很沮丧,甚至后悔,心想要是自己不当队长,也不至于有这样的无力感。而这些,让他更加加剧了孤独与寂寞感,乡愁更浓。

无论如何,两年的时间就过去了。两年来,马玉奎学会了抽烟。

终于要离开了。医院的院长拉着马玉奎,去外边吃了饭,聊得很晚,还喝了红酒,彼此留下了地址和email。

2015年12月24日,办妥了所有手续。一家中资公司和特勤武装护送他们到机场。

走进机场入口时,马玉奎特意看了看周围,颇有感慨:两年前,他从这里出来,又送老队长从这里进去,老队长进去时脸上的笑容,他至今难忘。而自己,两年远离亲人忍受孤独寂寞,也算完成了一段修行。

摇摇头,把放飞的思绪拉回来,马玉奎开始清点:10名医生,1名翻译,36个行李箱。

两年,一个都没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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