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德昌教授:医生老了的时候

2017-02-18   文章来源:《健康报》   作者:陈德昌 点击量:116 我要说

医生老了,心静下来,免不了要回想起很多往事。有些事使我感到欣慰,我曾经多多少少做了些有益的工作,治病救人。也有些事让我揪心,感到内疚,挥之不去。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一个人需要反思。即便老了,正在走着人生最后的一段路,也需要反思。

我年轻的时候,作为医生,看到病人,首先想他得的是什么病,考虑诊断依椐和鉴别诊断。我不希望漏诊,尤其不要作出错误的判断。如果需要手术,就要考虑手术指征和反指征,手术后可能的并发症等等。年轻医生,尽管阅历不多,自我感觉比病人,比家属要懂得多。有的疑难问题是经过专科医生的集体讨论,有老师把关。我怀着这份好心和自信,和病人和家属谈话,振振有词,让他们接受我的意见。我想到我面对的是疾病。实际上,我面对是患病的病人。病人是人,有他独立的性格,独特的人生阅历,独特的心理状态。家属也一样。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曾经选登过一篇文章,题名“外科200年”。文章第一句写道:“外科是一种定义为经过授权而对身体(进行)有创(操作)来治疗(疾病)的专业”(中译文的原文)。医生治病是为了病人好。然而,病人和家属应该是知情者,知情才能授权。外科医生在做手术前,必须和病人,或者和家属沟通好,取得共识,然后请家属签字同意。这决不意味着医生怕负责任。严格地说,一位好医生应该是好的心理疏导者,给病人人文的关怀,帮助病人在手术前以及手术后,保持健康的心理状态。

我们面对的是要求把病治好的病人和家属,外科是一种有创性治疗,有风险。病人和家属必然会有各式各样的疑虑。人的生命是复杂的,疾病当然也是复杂的。对医生来说,有太多的问题是未知数。医生对疾病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医生要学习一辈子,毕其终生。不论愿意或者不愿意,人不可能不犯错误。张孝骞教授说过:“你每次看到一位病人,都要当作第一例”(大意)。听到有几位医生谈论,张教授诊断疑难病例,能作出意想不到的判断,似乎有一种“特异功能”。我琢磨张孝骞教授这句话,不单是指诊断的诀巧。我老了,才感悟张教授这句话的价值和份量。

今天我思考的是问题另一个方面。疾病是复杂的,病人和家属的精神状态,他们的心理反应也是复杂的,各式各样,难以预料。每一位病人,每一位家属,正像张孝骞大夫所说,都是“第一例”。不要自以为见多识广,不要“想当然”。医师是好心。只有好心,不一定就能做好事。孔子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当疾病危及病人生命的时刻,医生和家属之间容易发生不愉快的事件。家属容易激动,甚至暴躁。设身处地想一想,家中一位活生生的亲人,多年朝夕相处,忽然间要永远离去,家属心灵深处所遭受的打击,无法用语言表达。医生即便有深切的同情或怜悯,也不可能分担这种钻心之痛。家属因绝望,而悲痛,可以精神崩溃。

一位男性青年病人,濒临死亡,奄奄一息。那个年代,没有呼吸机。医生没有回天之力。妈妈坐在孩子的床边,没有哭泣。她端着一只小碗,用一只小小的羹匙,很馒很慢地把汤喂她的孩子。医生和护士不可能替代这位母亲。汤慢慢地从孩子的嘴边流了出来。妈妈用手巾擦干,继续一口一口的喂着。同时用听不清的低语声对孩子说着,说着。她多么希望孩子能听到她的呼唤,多么希望孩子能睁开眼晴看到妈妈。但是,时间是残酷的。在病历上,不可能有这样的记载。在医学教科书上,不可能读到这些故事。

其实,医生自己也要生病,同样会产生反常的情绪和荒唐的想法。我第一次发生急性胰腺炎。在病房里,夜间,我把胃管拔了,扔在地上。第二天,病情加重。主管医师亲自动手,给我再次插上胃管。他很严历,对我说:“你对病人是怎么说的!”多年以后,我曾两次因重病住院。没有协和医院几位医师精心治疗,我旱已不在人间。但是,我在住院期间表现并不好。2014年,我住CCU,心力衰竭已经过去。有位年轻护土告诉我,可以下地行走,走几步也好,她将搀扶着我。她的规劝是温和的,正确的。突然我对自己失去了控制,气势凶凶冲着她喊话:“你懂得什么是心力衰竭!你犯过心力衰竭吗!”那位年轻姑娘,并不争辩,悄悄走出病房。我能想起她的背影。事实很明白,我错了。尤其不应该的是,我这个病人本身就是医生。一般地说,医生都有恻隐之心,有敬畏之心,有是非之心。显然,老师的教诲,医院传统教育的薰陶,是完全必要的。

在法国留学时期,我碰到了两件事。在巴黎一家教学医院,有一天,到了下班的时间,我看到一位老年病人,半卧位躺在床上,正憋着一肚子气。问他有什么不舒服。他知道我是中国人,是到法国来访问的“过客”。那年我还没有资格参加病房工作。老人瞪着眼睛,说“他们(指医生和护士),每天给我量血压,体格检查,查血,管服药,写下记录。完了就走人。他们把我当作豚鼠!”。他很愤慨。“他们把我当作豚鼠”,就是说,医生不尊重病人的人格,不把他当作人。这怎么可能呢?此外,我也没有见到过家属前来探望。第二天我回到病房,那张床空了,老人昨夜死了。

同样在巴黎,另一家教学医院,我发现病房里,有一位女医生,和霭可亲,喜欢和这位病人或者和那位病人聊天。病人也喜欢,见到她,话就多了。她可以不定期地参加查房巡诊,似乎不参预治疗。有时看到她静静地翻阅着病历。我用中国人的眼光,看法国病房里的事,不可思议。好奇心促使我鼓起勇气,问她是干什么的。她告诉我,她是心理学医生。她的工作是让病人自愿把心里的话说出来。倾听是第一位。这是我留学生涯中的一次发现。大家知道,20世纪70年代末,北京协和医院还没有建立心理学专科。可是,我感到迷惑,在巴黎,同一个国家,同样是教学医院,竟然可以发生上面讲的两个完全不同的故事。

事情过去40年了。二十一世纪的北京协和医院已经有了心理学专科医生,有了心理学的专科门诊。我衷心盼望,有一天,协和的心理学医生能够进入病房,贴近病人,参加医疗服务(medical care)。我明白一条道理,当年作为一位留法学习的中国医生,我首先要学会用法国人的眼光去看法国的医学。然后,我也要学会用法国人的眼光来看中国的医学。今天,我要用中国人的眼光来重新审视中国的医学。医生老了,需要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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