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老了，心静下来，免不了要回想起很多往事。有些事使我感到欣慰，我曾经多多少少做了些有益的工作，治病救人。也有些事让我揪心，感到内疚，挥之不去。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一个人需要反思。即便老了，正在走着人生最后的一段路，也需要反思。

我年轻的时候，作为医生，看到病人，首先想他得的是什么病，考虑诊断依椐和鉴别诊断。我不希望漏诊，尤其不要作出错误的判断。如果需要手术，就要考虑手术指征和反指征，手术后可能的并发症等等。年轻医生，尽管阅历不多，自我感觉比病人，比家属要懂得多。有的疑难问题是经过专科医生的集体讨论，有老师把关。我怀着这份好心和自信，和病人和家属谈话，振振有词，让他们接受我的意见。我想到我面对的是疾病。实际上，我面对是患病的病人。病人是人，有他独立的性格，独特的人生阅历，独特的心理状态。家属也一样。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曾经选登过一篇文章，题名“外科200年”。文章第一句写道：“外科是一种定义为经过授权而对身体(进行)有创(操作)来治疗(疾病)的专业”(中译文的原文)。医生治病是为了病人好。然而，病人和家属应该是知情者，知情才能授权。外科医生在做手术前，必须和病人，或者和家属沟通好，取得共识，然后请家属签字同意。这决不意味着医生怕负责任。严格地说，一位好医生应该是好的心理疏导者，给病人人文的关怀，帮助病人在手术前以及手术后，保持健康的心理状态。

我们面对的是要求把病治好的病人和家属，外科是一种有创性治疗，有风险。病人和家属必然会有各式各样的疑虑。人的生命是复杂的，疾病当然也是复杂的。对医生来说，有太多的问题是未知数。医生对疾病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医生要学习一辈子，毕其终生。不论愿意或者不愿意，人不可能不犯错误。张孝骞教授说过：“你每次看到一位病人，都要当作第一例”(大意)。听到有几位医生谈论，张教授诊断疑难病例，能作出意想不到的判断，似乎有一种“特异功能”。我琢磨张孝骞教授这句话，不单是指诊断的诀巧。我老了，才感悟张教授这句话的价值和份量。

今天我思考的是问题另一个方面。疾病是复杂的，病人和家属的精神状态，他们的心理反应也是复杂的，各式各样，难以预料。每一位病人，每一位家属，正像张孝骞大夫所说，都是“第一例”。不要自以为见多识广，不要“想当然”。医师是好心。只有好心，不一定就能做好事。孔子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当疾病危及病人生命的时刻，医生和家属之间容易发生不愉快的事件。家属容易激动，甚至暴躁。设身处地想一想，家中一位活生生的亲人，多年朝夕相处，忽然间要永远离去，家属心灵深处所遭受的打击，无法用语言表达。医生即便有深切的同情或怜悯，也不可能分担这种钻心之痛。家属因绝望，而悲痛，可以精神崩溃。

一位男性青年病人，濒临死亡，奄奄一息。那个年代，没有呼吸机。医生没有回天之力。妈妈坐在孩子的床边，没有哭泣。她端着一只小碗，用一只小小的羹匙，很馒很慢地把汤喂她的孩子。医生和护士不可能替代这位母亲。汤慢慢地从孩子的嘴边流了出来。妈妈用手巾擦干，继续一口一口的喂着。同时用听不清的低语声对孩子说着，说着。她多么希望孩子能听到她的呼唤，多么希望孩子能睁开眼晴看到妈妈。但是，时间是残酷的。在病历上，不可能有这样的记载。在医学教科书上，不可能读到这些故事。

其实，医生自己也要生病，同样会产生反常的情绪和荒唐的想法。我第一次发生急性胰腺炎。在病房里，夜间，我把胃管拔了，扔在地上。第二天，病情加重。主管医师亲自动手，给我再次插上胃管。他很严历，对我说：“你对病人是怎么说的!”多年以后，我曾两次因重病住院。没有协和医院几位医师精心治疗，我旱已不在人间。但是，我在住院期间表现并不好。2014年，我住CCU，心力衰竭已经过去。有位年轻护土告诉我，可以下地行走，走几步也好，她将搀扶着我。她的规劝是温和的，正确的。突然我对自己失去了控制，气势凶凶冲着她喊话：“你懂得什么是心力衰竭!你犯过心力衰竭吗!”那位年轻姑娘，并不争辩，悄悄走出病房。我能想起她的背影。事实很明白，我错了。尤其不应该的是，我这个病人本身就是医生。一般地说，医生都有恻隐之心，有敬畏之心，有是非之心。显然，老师的教诲，医院传统教育的薰陶，是完全必要的。

在法国留学时期，我碰到了两件事。在巴黎一家教学医院，有一天，到了下班的时间，我看到一位老年病人，半卧位躺在床上，正憋着一肚子气。问他有什么不舒服。他知道我是中国人，是到法国来访问的“过客”。那年我还没有资格参加病房工作。老人瞪着眼睛，说“他们(指医生和护士)，每天给我量血压，体格检查，查血，管服药，写下记录。完了就走人。他们把我当作豚鼠!”。他很愤慨。“他们把我当作豚鼠”，就是说，医生不尊重病人的人格，不把他当作人。这怎么可能呢?此外，我也没有见到过家属前来探望。第二天我回到病房，那张床空了，老人昨夜死了。

同样在巴黎，另一家教学医院，我发现病房里，有一位女医生，和霭可亲，喜欢和这位病人或者和那位病人聊天。病人也喜欢，见到她，话就多了。她可以不定期地参加查房巡诊，似乎不参预治疗。有时看到她静静地翻阅着病历。我用中国人的眼光，看法国病房里的事，不可思议。好奇心促使我鼓起勇气，问她是干什么的。她告诉我，她是心理学医生。她的工作是让病人自愿把心里的话说出来。倾听是第一位。这是我留学生涯中的一次发现。大家知道，20世纪70年代末，北京协和医院还没有建立心理学专科。可是，我感到迷惑，在巴黎，同一个国家，同样是教学医院，竟然可以发生上面讲的两个完全不同的故事。

事情过去40年了。二十一世纪的北京协和医院已经有了心理学专科医生，有了心理学的专科门诊。我衷心盼望，有一天，协和的心理学医生能够进入病房，贴近病人，参加医疗服务(medical care)。我明白一条道理，当年作为一位留法学习的中国医生，我首先要学会用法国人的眼光去看法国的医学。然后，我也要学会用法国人的眼光来看中国的医学。今天，我要用中国人的眼光来重新审视中国的医学。医生老了，需要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