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不是1980年高考题没延续前一年难题怪题的风格，在重庆市第二十中学(重庆市育才中学)这所重点中学重点班一直当班长、并且数理化竞赛多次获奖的尖子生刘浩，如今可能就是一位从事理论物理研究的学者或工程技术专家，而不是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脊柱外科主任了。

在四川医学院读书期间的刘浩

但是世事弄人，当年高考意外失利的刘浩不得已重新选择了方向，去读了四川医学院(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前身)。医学生的第一学期就不是一帆风顺，生物学等课程都是主要考背功，他中学数理化的强项没有了用武之地，让他势成骑虎。曾经的“学霸”流落到中游水平，使他倍感压抑，一度想退学重考。

“做任何工作都需要刻苦努力地去钻研，哪一碗饭都不好吃。”父亲信中的劝说让他决定坚持下来再试试。当他在学习上付出比别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后，一跃进入班级前几名。

1985年毕业时，他和另两位成绩优异的同学被留到华西医科大学附一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前身)外科，刘浩选择了骨科。

刘浩教授在华西医院脊柱外科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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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心观察和思考才能有所发现

当时华西附一院骨科主任是饶书城教授，他的骨科基础知识非常全面，临床技能也很扎实，脊柱外科手术做得很漂亮，他发明的胸腰椎前路手术的内固定器械在全国得到推广。在饶教授学术、技术和偶像魅力的吸引下，刘浩将脊柱外科作为主攻方向。

上世纪八十年代，文革造成的人才断代在各个领域都显现出来，临床医疗尤为突出。由于刘浩工作认真，临床基础也比较扎实，饶书城主任让他在1992年就开始做代主治医师，并且单独管理一个医疗组，一年后才正式成为主治医师。

年轻医生出门诊病人不多，刘浩就详细收集病人的病史，仔细查体。他至今还记得，1993年有个5岁左右的小孩在上学途中被公交车撞伤后瘫痪，4天后来到刘浩门诊。

这个小孩的X光片和CT都看不到明显的骨折脱位，但很奇怪的是受伤后他就瘫了，肚脐平面以下感觉、运动都没有。当时检查手段有限，还没有核磁共振能进一步核查清楚，刘浩就将他收入住院做进一步的诊治。

住院后肌电图检查排除了孩子是伪装瘫痪或者癔病的可能，证实他的脊髓神经连接确实有问题。这让刘浩很纳闷，教科书上学到的是骨折脱位后脊髓受压才会引起瘫痪，而这个孩子检查未发现明显的骨折和脱位，他的脊髓怎么会因外伤而损坏呢?

这个病例在全科讨论时，一些很有经验的老师也说不出所以然来。会不会是椎管内长了什么东西却没发现?征得家长的同意，他决定给孩子做个椎管内的探查。

探查没有发现明显的肿瘤和骨折线，脊椎也没有脱位，只是椎管内脊髓表面的静脉丛比较粗大，于是刘浩给他做了单纯的减压术。术后，通过康复治疗和三四个月营养神经的药物治疗，他的脊髓神经慢慢恢复，可以下地行走了。

刘浩教授参加学术会议

刘浩教授在美国颈椎手术培训班上做演示

小患者虽然康复了，但是不知为何瘫痪的疑问一直压在刘浩心底。那个时候，刘浩作为留校的教师已有了凭教师借书证进入华西医科大学图书馆馆藏室看原版医学书籍和杂志的资格，所以每周都会抽一个晚上去翻阅资料，了解本专业的国外最近进展。

有一天，刘浩偶然翻到一期《北美骨科杂志》，这本季刊的一个专辑中正好有几篇文章与小儿脊柱外伤有关。其中一篇文章提到，临床上确实存在小儿脊柱外伤后没有放射学检查异常的脊髓损伤。看到这篇文献，积在刘浩心底许久的疑惑豁然开朗。

随后，刘浩又从华西医院以往的病例中，发现好几例小儿外伤后没有明显脊柱骨折和脱位却出现瘫痪的病例。他把几例病例搜集起来跟同事交流，从临床上解开了困扰大家许久的谜团。

不过，那时候的年轻医生发文章的意识和动力不如现在强，所以这种追根溯源的病例回顾，刘浩并未总结发表。几年后，他才看到国内有相关文章的报道，同行也开始在学术会议上谈论这种情况。

这件事启发刘浩，只有在临床上很好地观察和思考病例，才能发现一些可能教科书上不太清楚的病案，在此基础上通过查阅文献，一些临床现象才能解释清楚，这种学习方式实际上就是通过病例来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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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心系病人才能有所创新

刘浩教授在手术中

现在全社会都在鼓励创新，刘浩认为医生最重要的是踏踏实实地做好临床工作，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实实在在地设法为病人解决问题。在此过程中，可能会有创新的灵感出现。

实践是创新的土壤和源泉。刘浩说，临床工作的创新源泉就在病床旁和手术台上，所以医生要跟病人多接触，只有心系病人，才能在临床上有所改进，而很多创新实际上就是改进。

比如针对颈椎间盘突出的ACDF这种经典的颈椎前路手术，是在切除椎间盘后，通过植骨或安cage后打钢板进行固定。这种术式自上世纪50年代国外发明后引入中国，国内同行整体上是在欧美的引领下做此手术。

最初，这种手术需要取患者的一块髂骨植骨，再用钢板固定。由于取髂骨会对患者造成二次损伤，就改用同种异体骨或人工骨植骨，再用钢板固定。后来发现钢板放在颈椎前方会刺激食道，引起患者吞咽不适的发生率较高，就又改用零切迹的钢板，将其放入椎间隙用螺钉固定，使其与椎体前缘平齐。

这些技术引入中国后，大家都照着国外的方法使用。刘浩在使用过程中想到两个问题：一是如果cage中单纯植入人工骨，它能否很好地融合?二是术中给患者做椎管和椎间孔减压咬出的一些颗粒状碎骨，将其丢弃是否可惜?

于是，刘浩术中把米粒大小的碎骨清理干净，一粒粒填入cage两侧的钩椎关节。这样做要多花20多分钟的手术时间，而能否促进椎骨间融合，他并无十足的把握，但是感觉增加了促进融合的因素和可能性。

后来随访发现，术后3-6个月，安放在cage的人工骨尚未长好，但植入钩椎关节两侧的碎骨却长好了。随后的系统随访证实，在钩椎关节边上植入自体骨的病人，其早期融合率大大高于钩椎关节不植骨、只靠终板间植入人工骨的病人。

仔细一想，他明白了其中的道理：一是钩椎关节靠得很近，比椎间隙终板与终板之间的距离短得多;二是钩椎关节的血液循环比终板的血液循环要丰富。

刘浩由此受到启发，干脆撇开传统的终板与终板的融合，就做钩锥关节融合。目前，他设计的钩锥关节融合器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并在不断研究改进，很快将造福于病人。

他的这一临床发现此前在国内外均无报道，其团队所做的相关研究很快将在《中华骨与关节外科杂志》等国内外杂志上发表，并已在日本举办的2018亚太CSRS和2019欧洲CSRS等学术会议上作了报告。

刘浩深知，任何创新转化都不是拍脑袋得出来的，只有在踏踏实实、很细致的临床工作中积累到足够多的经验，才能发现一些临床现实存在却被忽略的现象，从而寻找解决方案去帮助病人。这个过程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和持续的投入，必须专注地去做，否则就可能对有些关键点视而不见，轻易地放过去了。

3

患者信任度无关医生名气大小

从医34年来，刘浩做了超过7000多台脊柱手术，还没有跟患者出现过纠纷。这其中沟通技巧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患者感受到医生是实实在在地为其解决问题，得到了他们的信任，这与医生的名气大小无关。

大约在1996年，刘浩还是一个30岁出头的主治医师，遇到一个十一二岁外伤引起的寰枢椎脱位患者。

在为其进行颅骨牵引复位的前两天，孩子的情况都很正常，第二天下班前去看也没问题，但是到了凌晨两三点，病房就给刘浩家里打电话，报告这个孩子呼吸不畅，值班医生已经看过也没找到原因，请示他是否需要气管切开或者插管。

一听自己主管的患儿病情突变，刘浩着急了。他就纳闷，这个小孩只是寰枢椎脱位并无颅脑、肺部损伤，应该没有其他问题，但是究竟怎么回事必须马上搞清楚，所以他没有在电话里下指示，而是直奔医院一探究竟。

从刘浩家到医院要经过小区两道大门和医院大门三道关，在后半夜这三道门都会锁上，不巧的是当晚三位门房大爷怎么都听不到敲门声，刘浩只能翻门而过，尤其小区大门还是顶端带刺的铁门，稍有不慎就可能扎破腿或被挂住。好在当时30多岁的刘浩身手敏捷，麻利地翻过三道门到了病房。

到病房细细查看，原来是夜间家属帮小孩翻身时牵引方向发生偏移，脱位进一步加重压迫了呼吸中枢所致。刘浩把牵引方向重新调整归位后，孩子的呼吸慢慢顺畅了。

当孩子病愈出院时，孩子的父亲非常感激，他没想到医生半夜听到孩子病情有变就当即赶到医院救了他儿子一命。当然，他并不知道刘浩为赶到医院攀越三道大门的事。

童年时期的刘浩就勇于攀高

现在做医生，很多人都在想办法、设计各种规章制度和措施来规避医疗纠纷的发生。医疗文书越签越多，各种检查也越做越多。当然，从法制化和尽可能了解病情以提高治疗的安全性角度有其合理之处。

但除开社会环境的因素，从医护人员的角度讲，如何提高自己的医疗技术，在认真为病人做事中得到病人的信任值得去思考和努力。病人真正信任一位医生了，在治疗过程中遇到一些困难和并发症，绝大多数病人也会积极配合，与医生一起来共度难关。

刘浩曾经遇到过一例术后因为一过性高血压，出现颈椎管内血肿，发生了瘫痪的病例。那是在近10年前的一天，团队的医生护士辛苦了一天，做完最后一台手术已是晚上8点多钟了，饭菜刚上桌，还没有动筷子，接到病房打来的病人下肢肌力较一小时前明显下降的电话后，立即回手术室马上手术。

由于发现和处理及时，病人恢复得很好。“幸好是在华西，是遇到了你们这样专业并且负责任的团队，才躲过了瘫痪这一劫。”病人出院时，非常感谢医护人员超强的责任心。

刘浩说，医生在临床工作中，要把患者的利益摆在前面。现在的年轻医生压力大，家庭和社会事务多，一定要提前预先安排好先后主次。这不是要年轻人不顾家庭，而是要妥善安排，不能说手术做到一半，助手却说：“老师对不起，我要办理购房贷款，今天得去签合同。”

“买房是大事，肯定不能阻拦，大不了换一个年轻大夫来帮忙便是。但是他在台上心里还挂着签合同的事，那么在手术中能把病人的情况观察处理得很细吗?这就要打个折扣了。”

刘浩说，这些其实都是小事，一般也不会出现大问题，但是万一遇到手术不顺或者出现手术并发症，很考验医生是否“心系患者”。做医生并非要牺牲家庭，相反，家庭是医生工作疲惫后恢复精力、舒缓压力的温暖的大后方，但是必要时需要做一些安排上的调整，时间和精力上的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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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医生要善良并努力学习

刘浩教授带领学生查房

今年毕业的医学生已正式进入临床工作，年轻人在职业的航道上如何前行?如何做一名被患者信任的医生？刘浩给了两个建议：善良、努力学习。

做医生首先要善良，要有同情心，心里要牵挂患者，要对他们的疾病痛苦感同身受，想办法去帮助人家，去缓解人家的痛苦。

虽然医生也是一个高技术的行业，但它与IT、金融、工程技术等许多高技术行业相比，有两大不同之处：一是要有一颗善良的心，只是技术好，做不了一个好医生；二是做医生不能以经济收益为目标，而是努力去解除病患。

医疗这个行业吃的是爱心饭，对人性的关爱要更多一些。就目前国内绝大多数医院的考核机制而言，医生全身心去工作和按照规章制度去工作，绩效上没有差异，相反前者不仅要承担一定的风险，还更劳心劳力。但是医生全身心去治疗的病人恢复得就更好一些，体现的是一些细节和品质的差异，无法用金钱和收入来衡量。

其次，医生的成长期比较慢，需要很努力地去学习。很多医学知识需要背下来，除非一个人记忆力天赋秉异，一般人都需要花很多时间精力去学习。不但成长周期长，而且成长过程比较缓慢。医学知识和技术更新又快，需要不断地学习。

不过，有付出也有回报。治愈患者、解除或缓解其病痛带来的成就感，就是医生从精神上得到的巨大回报。

后记：

刘浩教授不但是爱心满满的医者，也是社会责任感强烈的师者，此次接受骨科在线的专访是出于对目前年轻医生现状的一些担忧。

“他们中有些人的工作状态和所做所为，如果我站在一个懂行的病人或家属的角度，真的会失望甚至很不满。但又能怎么办呢？人都是环境和社会的产物。要么我们改变观念适应，忍受其中的不良，要么我们有条件时说点什么或做点什么去影响他们。”刘浩教授说。

“这次骨科在线提供了诉说的条件，让我这代在八九十年代成长起来的60后外科医生，有机会讲一点对待医疗工作的应有状态，让年轻医生们也了解一下其中许多的不同是否有价值和必要去传承。时代变了，环境变了，但我想在病人眼中，医生社会角色和固有的基因是否该保持或进化得更佳？这是我接受采访的真实想法。”

相信有刘浩教授这样有爱心、有担当、有责任感的老师做榜样，一定会影响身边的一些年轻医生。我们无法让别人停止抱怨，但是总有一些人会受到正向的引导，医学传承除了技术还有人文关怀之心，这也是我们开设医学人物专访的初衷之一。

人物简介

刘浩

刘浩，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脊柱外科主任、骨科副主任

中华医学会骨科专委会脊柱外科学组委员

中国康复医学会骨与关节康复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康复医学会脊柱脊髓损伤专委会颈椎学组副主委

中国老年医学会骨与关节分会常委、脊柱外科专委会副主委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脊柱外科专委会常委

AOSpine中国区理事

四川省学术技术带头人、医学领军人才

四川省医学会运动医学专委会主委

四川省康复医学会常务理事、脊柱脊髓损伤专委会主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