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民国时期中国红十字会最后一位秘书长，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任红十字会秘书长，在中国红十字运动史上堪称绝无仅有。这位“跨时代”的秘书长就是胡兰生。

临危受命身兼救护总队长

胡兰生(1890-1961)，安徽歙县人,著名骨科专家,1916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医科,1920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医学博士学位，曾任上海同仁医院医师、圣约翰大学教授、第二集团军军医学校校长、国民政府军政部军医署署长。

1943年1月,中国红十字会改组,蒋梦麟为会长，杜月笙、刘鸿生为副会长，胡兰生出任秘书长。2月8日,胡兰生走马上任，同时兼任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总队长。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是全国抗战救护的枢纽，总队长是救护总队部的“灵魂”人物。2月11日，蒋介石召见胡兰生，对他寄予厚望。3月22日,胡兰生赴贵阳图云关救护总队部办理交接事宜。总会在重庆，救护总队部在贵阳，他不辞辛苦，经常往返穿梭于重庆和贵阳之间。前线视察指导救护工作的开展，更是家常便饭。

期间，胡兰生还担任第三届红十字周总干事、救护总队部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行政院善后救济流离人民专门委员会主席，事务繁多。“我有一副铁的脸和一颗观世音的心。”1945年,胡兰生在一次黔南前线视察途中自述。

1946年5月5日，国民政府发布政府令,对胡兰生等27名优秀红十字工作者颁发“胜利勋章”，表彰他们在抗战救护事业中的卓越贡献。

加强国际联系,促进事业发展

红十字会是国际组织，加强国际联系，向国际社会发出中国声音，是红十字会工作的重要内容。胡兰生对此有深刻认识，并身体力行。

1945年10月15日至11月2日,红十字会协会(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前身)在日内瓦召开咨询会议，胡兰生出席会议,向参会各国代表报告中国红十字会自1937年以来各项工作情况。11月14日至16日，胡兰生出席红十字会协会第八次理事会，中国红十字会会长蒋梦麟在会上当选为副会长(共五位)。

1946年7月8日，胡兰生赴英国牛津参加红十字会协会第十九届理事会，通过关于促进红十字青少年运动开展的5项决议。20 日，会议结束后，他又马不停蹄飞往日内瓦，出席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会议，提出“对于日本行为报告之质疑、中立性是否可恃、国际救济是否包括中国、将来保证战争残酷及野蛮问题”四大问题，既点出了战后国内外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又提高了中国红十字会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红十字会改组,旧貌换新颜

1949年4月，南京解放,红十字会群龙无首。5月28日，上海解放，胡兰生令留守南京的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全部迁往，上海，与上海办事处合并。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红十字会面临新的抉择。次年3月，胡兰生邀请各大城市红十字分会负责人 40余人在，上海召开工作检讨会，共商中国红十字会之前途。会议决定派以胡兰生秘书长为首的红十字会代表团赴京，向中央人民政府汇报工作及接管问题,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高度重视，最终以改组而非接管的方式，将旧的中国红十字会改组为新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办公地点由上海迁至北京。

8月2日至3日,中国红十字会协商改组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红十字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胡兰生在会上作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会务报告》,对中国红十字会的历史沿革以及过去的工作情况进行了总结。会议选举产生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届理事会,李德全出任会长，彭泽民、刘鸿生、熊瑾玎、胡兰生为副会长，秘书长一职仍由胡兰生兼任。

令人感动的是，周恩来总理日理万机中还为中国红十字会亲笔修改会章，这在国际红十字运动史上是罕见的。

8月21日,周恩来总理亲笔致函毛泽东、刘少奇等:“关于中国红十字会改组的报告,拟予以批准。中国红十字会尚有些社会基础，特别是医院及卫生人员，我们必须予以接管和维持，而国际红十字会的组织，苏联及东欧国家也都在内，他们需要我们参加进去，故我们在开全国人民救济代表会议时，即决定改组该会，胡兰生当表示接受。现改组已完成，拟推李德全、伍云甫二人前往出席日内瓦国际红十字大会。特报。”中国红十字事业由此翻开新的一页。

(池子华 沈璐 作者分别系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主任，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苏州大学社会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