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医药分开”？怎样才能做到“医药分开”？站在体制、机制改革的高度，通过医药分开铲除“以药养医”的基础，让公立医院不再逐利而回归公益性，进而解决“看病贵、看病难”的顽疾，这也是中央进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目的之一。

    “医药分开”主要是经济上分开，而不应理解为简单的、表面的“剥离”和“托管”。经济上分开就是要切断两条经济利益链：一是医院靠卖药加成赚钱，维持运转经费的需要；二是医生靠开处方提成、拿回扣，借以弥补收入的不足。

    上述两条利益链导致医院和医生的逐利行为，扭曲了治病救人的医疗服务本质，使公立医院变成追逐利润和利益的主体，这也是导致“看病贵、看病难”的体制性原因。

    媒体曾曝光的“天价芦笋片”事件，一时间引起轩然大波。其实，绝大多数进医院的药品都是雷同的，患者付费比出厂价高出数倍甚至几十倍，这是业内人所共知的“规则”，而非个别现象。其根源不在于哪家医院或哪个医生出了问题，而是体制使然。因此改革必须从关键问题——“以药养医”体制入手，只有从根本上、制度上铲除滋生“看病贵、看病难”的土壤，才能取得让人民群众满意的结果。

    据有关部门调查：全国医院的药品实际加成率为42%，目前有关部门在评审三甲医院的条件中也规定，药费收入的比重占医院总收入的上限为45%。可见，在目前体制下，不靠药品收入医院是难以生存下去的。

    那么，不靠“以药养医”谁来养“医”呢？如何解决资金问题呢？答案是：必须进行体制改革！其最主要途径有两条：

    一是加大政府投入。政府是公立医院投入的主体，是医保制度投入的主体。2001年我国财政收入只有1.67万亿元，到2011年已有10.37万亿元，年递增幅度20.04%。把迅速增长的财政收入最大限度地投向民生（包括医疗），这是政府的责任。政府对卫生总投入的增长幅度最低限度不应低于财政收入的增长，这也是实现改革成果共享和社会公平的关键措施。节约一点“三公”经费，少搞一点“政绩工程”，把钱多投入到医疗保障中去，并不是一件难事。

    二是简政放权，建立竞争、制约机制。虽然政府是公立医院的投入主体，但绝不能“包养”公立医院。无论财政收入的增长多么快，政府都不可能把人民群众不断提高的医保费用包揽下来，发达国家尚没有做到，拥有近14亿人口的大国也很难做到。那么，资金需要和供给之间一定还有缺口，对此，政府能够而且应该做到的是，给医疗机构新体制、新机制。因为，只有改革才能带来活力、创造力、发展力。如推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赋予以院长为首的团队自主经营管理权，鼓励医院之间竞争，鼓励保险机构之间的竞争，建立保险机构与医院之间的制约机制，允许参保人自选保险机构等。

    自主经营权和竞争机制、制约机制将会极大地释放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弥补政府资金的不足。要通过提高医疗服务水平让群众更满意并增加医务人员收入，进而实现让人民群众花较少的钱，享受较好医疗服务的目标。

现在的问题是有些人光喊“钱不够”，而无视“放权”不够和改革不够，这样即使有再多的钱也不可能解决问题。

    诚然，“四个分开”是一个整体，是系统工程，单兵突进是有困难的，离开“管办分开”也很难推进“医药分开”，因为行政权力依然可以扩张。

    回首20多年医改历程，有四条必须注意：一、体制、机制是核心；二、公立医院是关键；三、“管办分开”是前提；四、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是唯一评定标准。